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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战斗力差距有多大?

归档日期:06-15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敌我双方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湖南会战是日军发起的纵贯中国南北“一号作战”中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、最顽强的一次战役。以此次战役为例,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。此役,双方参战人数,中国军队先后投

  湖南会战是日军发起的纵贯中国南北“一号作战”中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、最顽强的一次战役。以此次战役为例,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。此役,双方参战人数,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,40多个师,约35-38万人;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,约25-28万人。双方伤亡人数,据日军方面的统计,中国方面伤病俘亡共计226400人,日军伤亡66809人。

  整个抗战中,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,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(合阵亡和因病死亡)。而日军,据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《八年抗战》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,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,尽管日军在华伤亡人数不确切,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。也就是说,抗战期间,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:1到2:1之间,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。

 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。抗战初期,日军装备完整,训练精良,常常以1个大队(营)战中国军队1个师(3团)或1个旅(2团)。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。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,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:100;第二战区是13:100;第三战区是20:100。平均起来,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。

 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,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,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。在抗战初期,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,但到了抗战中后期,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,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,有时两、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。原因是多方面的,譬如营养不良,体力太差,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。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,平日也未注意演习,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,只知一味喊“冲”、喊“杀”,如同儿戏。

  由于缺乏交通工具,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,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,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:从韶关解来300壮丁,至贵阳只剩27人;从江西解来1800人,至贵阳只剩150余人;从龙潭解来1000人,至贵阳仅余100 余人。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∶1。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,亦深感震惊,声称“觉得无面目作人,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”,并承认“兵役办理的不良,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,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。

 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军队,官阶越高能力越低。1944年蒋介石说:“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,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,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,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。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,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,更是完全忽略,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。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,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

 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,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,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。一些大的战役,蒋必亲自遥控指挥,通过电报、电话,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,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,甚至直接指令到团、营一级。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 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:“委员长每好亲拟电,亲笔信,或亲自电话,细碎指示,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,均为详及。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,亦乐于奉行,致责任有所诿谢,结果,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。因委员长之要求,即本部指导者,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。”

 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,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,或为了卸责,遇事均请示执行,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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